其三，共同寻求某种实现客观主义——印证主义的路径和方法。
荷兰法中孤证不能定罪的原则及其实践中的灵活性、德国法对证言矛盾的处理、欧洲人权法院对证言补强规则的适用等，均有研究和借鉴价值。但其实际上在证明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综合起来，这些补强证据能够提供对被害人被强奸陈述的佐证，尽管仅凭其中单个证据不足以实现补强。在累积补强的情况下，并不要求每一项补强证据都单独涉及指控的犯罪。实质上基于单一证言认定案件主要事实，法庭有义务对裁判的合理性进行充分说明。前者是指在任何类型的案件中，以各种证据，对证人作证予以支持。如根据《新西兰2006年证据法》第121条，除了伪证、虚假宣誓、虚假陈述或声明、叛国等四类案件外，其他案件不需要补强。
如有欧洲学者指出，补强往往是安全准用争议证据的关键因素，然而，补强本身却存在着诸多疑问：首先，哪些证据可以服务于补强的目的？这个问题在欧洲人法院的判例法中并无定论。他在《论自然界》一书中提出了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这一论断。其三，它第一次确立了社会保障制度。
依据人权保障的一般原理，哪项权利不能提起诉讼，哪项权利就没有护卫屏障，司法救济是人权的防波堤，它的意义在于阻遏来自国家和社会的生存冲击。以上四点作为人权规范最早肯定生存权的共同内容，在人人都有财产可实行生存的自我保障的条件下确能使处于朦胧状态的生存权得到顺利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向生存者提供的是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国家向生存者提供的是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我们发现，这种现象与人权规范确立之初先是由思想家们对人权进行论证而后才有人权法的规定一样，现代人权的出现也经历了一个理论上的说明早于法的规定的过程。
而社会主义的生存权则把平等的原则与实践统一起来,人人具有平等的生存条件，资本特权在生存权面前归于消灭，使生存权在事实上成为社会主义在法律上的表征。保障方法由1793年宪法中社会救济机构履行义务变为国家履行义务。
以此为标准，立法机关既不能通过妨碍和取消生存权的立法，也不能制定使生存权落无实处的法律。《魏玛宪法》关于国家以公益的名义强制组建公共经济组织并以税收方式实现社会财富的二次分解、把被集中的社会财富分割出一部分施于贫苦者的规定，使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无论哪种性质的政党，其标榜的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政纲都是相同的。因此，该时期的生存权是以社会权为表现形式的一种权利。
人权体系中有无它的规定,是判断一国人权是否现代化的根据之一，也是判断一国保障人的生存权是否全面的标准之一，其意义可与生命权并列。在这种关系中，公民处于主动地位。发展是生存权的必然要求。当这些被国家通过技术处理为数字指标时，生存权的下限就是具体和明确的。
既然公民有对国家关于生存权的立法提出请求的权利，那么当立法机关出现立法侵害时,对消极的立法侵害，公民同样有权利按照宪法的监督机制对立法机关提出不作为违宪审査的程序,以纠正立法的不法。本文就这些作初步探讨。
与其论见一脉相承的还有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威廉?葛德文在《政治正义论》中所阐明的思想。教育、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法具有管理社会事业的职能，但其实质却是为了人们适应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说到底是不致使人落伍而能文明地生存。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中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几乎所有制定宪法的国家都在其人权规范中增加了生存权的内容。上述三个规范群，呈现出与已往所有资本主义人权规范不同的三大特点:其一,《魏玛宪法》公开承认了社会内部劳动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它比法国1848年宪法只承认人的不平等更进了一步。无论对立着的东西方或南北方各国在实际上是否认真对待了生存权，但还没有一个国家不承认生存权是人民的首要人权。财产是生存权实现的物质条件。劳动权登上人权舞台，实质上等于宣布一切以契约为自由形式的制度已被修正。
对前者的界限，国家需以合理性界限对待之，对后者的界限，国家需以明白性界限对待之。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是在屈辱状态中被保全，那么他的生命至多是奴隶式的动物形式,其生存的价值不在自己而在屈辱施加者。
公民处在不能提出请求的地位，其对生存的希望只能是消极的等待。其二，生命作为权利,其实现的必备条件是国家负有保障之责。
如公职竞争自由、兼职自由、职级晋升权等。只要承认主权在民是人权制度的基本原则，就必须承认公民有权决定国家的一切,公民因这种地位而获得广泛的政治权利。
该目的是资产阶级人权学者所称的人权换代的原始规范，生存权的法律根据皆出自于它。穷人的生存联系富人的义务,国家成为生存权的保障人。而社会主义的生存权则把其与所有权的关系颠倒过来，所有权在社会主义的人权族林中不再是基本人权。司法原则因生存权的约束而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举证责任转移。
生存权在不同国家所拥有的共同地位，向生存权的理论提出了共同的问题。对此，国家一方面以强制性的保险制度替代原来的任意性的相互扶助制度，另外，增加了以妇女、儿童、残疾人、老人为特殊保护对象的为防止他们生存条件恶化的人权立法。
国家应公民的请求为当为的行为而使公民受益，国家活动的内容受公民的请求所支配。生命与尊严的结合，可以理解为人的体面地生存的权利。
而社会主义的生存权则以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为理论依据，它主张剥夺剥夺者以消灭差别,生存权主体具有相同的占有生产资料的机会,在平等的起点上共同富裕。以下六种情况是国家确定生存权界限的主要根据:国家的财政状况——不是根据预算来确定生存权，而是根据生存权决定国家预算。
但是，对社会的多数成员来说,与其奔向自由王国还不如奔向食物王国更有实际意义。生存权的保障原理 生存权在人权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确立之后，人权制度随之发生了三方面的根本性变化。人权侵害与人权保障总是结伴而行的。再次，法律是否允许公民对国家不接受公民的具体生存请求指责为不作为违法，是生存权向制度化保障靠拢的重要关口。
其四，国家担负保障人的生存权之责的方式是间接的，即通过保障人的自然权而使人得以生存。政党政治以多党并存、政党地位平等为原则。
其次，确认公民有向国家提出生存请求的法律地位，但同时又准许国家对公民的请求持自由态度——既可以接受,又可以不接受，这种性质的生存权仍是缺乏强制性义务作为保障的生存权。从上述自由与平等的冲突中认识生存权，可以说生存权是以自由权叛逆的身份出现的平等权的附属品，它是本来就难以协调的两种基本人权矛盾的必然生存权产生的另一原因可以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制造的劳动者与有产者双方在生存欲望上的统一中得到说明。
中世纪中叶,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不但认为生存条件不全的人与生存条件齐备的人在神的面前有同等的地位，而且认为根据神法而产生的人法在确定财产秩序的时候也不得违背自然的法则。这一特点与现代宪法关于社会保障的特点极其相似，或者可以说是它设计了现代宪法中的社会保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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